30年前
以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、人口控制”
为主题的扶贫试验在毕节呼之欲出
彼时
国际有关机构专家认定
毕节地区为“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喀斯特地区”
“过去的扶贫，是高高在上的
如今
我们都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去
跟他们共同商量、共同讨论研究
怎么把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做得更好
让毕节的发展更快。”
同心大厦
一颗冰糖入口，苗族老人安美珍露出笑容。
绿树环绕的院落中，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拄着拐杖端坐在火塘边。三十多年前，安美珍及其所在的地区贵州毕节为举国牵挂。
一段凄惨的真相得以揭露，缘起一名记者的一次意外探访：1985年5月29日，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采访贵州毕节期间，听闻赫章县海雀村一带有种非常珍贵的名花——滇藏木兰。经当地农工部门的指引，刘子富直奔海雀村。
抵达村寨那一天，眼前的景象让刘子富一生难忘。
黔西县杜鹃街道乌骡坝社区美丽乡村一角
“苦甲天下” 成过往
一阵黑尘扑面而来，大人扶住锄头，小孩子则快速躲到洋芋地中的石缝间。
那一年，安美珍64岁，她光着脚板，穿着破烂不堪的裙子。风沙中，她抱起一团茅草，在四壁透风的“杈杈房”里，左塞塞，右塞塞，几个孩子抱在一起躲在墙角避风沙。
“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，全家终年不见食油，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，4个人只有3个碗。已经断粮5天了。”1985年6月2日，在新华社内参中，刘子富写道，“海雀村的3个村民组，11户农家，家家断炊。”
地处黔西北高原，海雀村是“诸葛亮七擒孟获”的古战场，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。1980年 ，海雀村人口急剧膨胀，迫使农业生产“开荒开到边，种地种到天”，这导致当地水土流失严重，石漠化程度惊人。
七星关区碧阳湖
多数群众住着“杈杈房”——由树枝围起的锥形草棚，过着人畜同居的极度贫困生活，海雀村人自嘲“苦甲天下”。
刘子富所采写的《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，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》的内参报告迅速传到北京。
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当即做出批示，要求限期改变这种面貌。
接到上级传达的批示精神的当天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抽调得力干部星夜赶往海雀村，就地开仓放粮，一次性发放20万斤。
自此，以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、人口控制”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也呼之欲出。1988年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倡导推动建立毕节试验区，同年6月，这一建议获得国务院批准。
试验区建立之初，国际有关机构专家就认定，海雀村所在的毕节地区为“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喀斯特地区”。
唯有移民？国内也有人口专家发出预警：毕节的资源只能承载400万人口。然而，1987年毕节总人口已达560万。其中，贫困人口为312.2万，全市人均纯收入184元，人均粮食则不足200公斤。
“有粮，有房子，还喂了过年猪！”遥望崇山峻岭，满目青翠，安美珍老人对眼下的生活甚为满意。
电影《文朝荣》剧照
2018年6月21日，电影《文朝荣》首映，整个海雀村也都沉浸在兴奋与追思的复杂气氛中，电影的主人公文朝荣正是该村已故老支书。
1987年冬天，文朝荣开始带领海雀村男女老少上山。三十多年来，他们扛起锄头、挑上木桶，捏“营养坨”，喂猪养牛，直到后来尝试着搞地膜覆盖，种植中草药材，从根本上治理石漠化摆脱贫困。
“生存环境有多恶劣？”前半生追随老支书文朝荣植树造林，王光德颇有诗意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，“当时早晨出门天不亮，夜晚归来月亮上。”
苦日子难熬。其间，也不乏海雀村民提出建议：为何不把刚成材的树木砍掉卖钱，以解燃眉之急？
最后，不砍伐树木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。如今，海雀村全村三十多个“和尚坡”已是万亩林海，森林覆盖率已从不足5％飙升到82.5%。
海雀村成为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的先行者。
“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，山腰坡改梯配经果林系带子，坡地种绿肥盖地膜铺毯子，山下多种经营抓票子，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。”尽管读书不多，王光德仍能熟记“五子登科”山地治理经验。
七星关区晨景
石门坎，迈过贫穷之“坎”
精神高地，却一度是教育文化洼地。
“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很多外国人可能不知道有贵州省，有威宁自治县，却知道有个叫‘石门坎’的地方，因为国外来信只要写上‘中国石门坎’即可收到。”谈及他的家乡，苗族青年陶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威宁自治县城区云海美景
经过4小时穿越蜿蜒的山间公路，便进入神秘的“中国石门坎”。近代以来，深处大山之中的石门坎，却曾经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。
山高坡陡、土地贫瘠，以致石门坎人编出一首首打油诗：“山高雾大细雨多，庄稼一种几片坡，到了秋收一算账，种一坡来收一锅”。“妁甫龙街子（地名），荞麦洋芋过日子；想吃包谷饭，除非老婆坐月子；想吃大米饭，除非二辈子”……
正是这偏僻之地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多个先例：中国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（光华小学）、第一个男女混合游泳池、第一所苗民医院以及贵州省第一座校园足球场。
这一切，皆与英国传教士柏格理（samuel pollard）有关。相传，苗族人因为在市场交易中总是吃亏，甚至举族无一人能书写诉状。于是，苗人集体做出决定邀请柏格理做老师。
“1904年，柏格理来石门坎的时候，整个威宁县能够初识汉字的恐怕也不过五六人。”站在柏格理初次进入石门坎的隘口，陶凯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，柏格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不仅带领众人建立学校、医院，还与众人一道创制“坡拉字母”，即“大花苗文”。
柏格理的到来，使得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西高原迅速上升为教育文化高地。不过，西方教育带来的繁荣却如昙花一现，没有能根本地解决地区教育文化落后的局面。直到1987年，也就是毕节试验区成立前夕，全市的文盲、半文盲率仍高达48％。
几经变迁，柏格理所创建的“石门光华学校”，已变成“石门民族学校”。该校设有小学部与初中部，还遵循历史的传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英语和苗语课程。
孩子们上课时，朗朗的读书声响彻山村小镇。
“由于石门乡地处边缘，交通闭塞，加上气候条件恶劣，石门乡的教育一度发展缓慢，滞后于周边乡镇。”石门民族学校校长李正东说，真正的大变化是近5年多以来，该校各项考评实现从全县排名垫底逆袭进入三甲。
整齐的教学楼矗立在半山腰上，电教中心、物理实验室、化学实验室等与发达地区学校并无二致，甚至石门民族学校的教室内还安装有中央空调。
略有不同的是，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，石门民族中学采取全寄宿封闭式管理，统战部门还援建了一家视频聊天室，供学生与远在外地务工的家长进行亲情沟通。
1915年，石门坎暴发较大规模的瘟疫，柏格理染病去世。
柏格理所创办的贵州省第一所麻风病院，是今天石门卫生院的前身。
“救护车一响，一头猪白养；住上一次院，一年活白干。”石门卫生院院长金佳毕描述昔日的治病难问题，“现在老百姓看病，一般都是小病不出村，大病不出乡，还有合作医疗报销，这大规模遏制和减少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。”
从最初的几名医护人员、单一的诊疗模式，石门卫生院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医院，设有预防保健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中医科、放射检验科等十几个科室，该院还同贵州省人民医院设有远程诊疗合作系统。
赫章县夜景
“看真贫、扶真贫、 真扶贫”
越穷越生，越生越垦，越垦越穷。三十多年来，毕节全市街头巷尾的宣传主题始终是“要致富先修路”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。
毕节，始终是令人牵挂的地方。
1988年4月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、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等支持毕节扶贫建设，并请求中央智力支边领导小组指导毕节改革试验。正是在此背景下，多党合作推动“同心工程”应运而生。
“过去的扶贫，是高高在上的。如今，我们都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去，跟他们共同商量、共同讨论研究，怎么把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做得更好，让毕节的发展更快。”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总结毕节试验区扶贫经验时如此评价。
对此，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称之为“参与式扶贫”。
“做完农活的空闲，还有手工活可以赚钱养娃。”刘光绪是海雀民族服饰加工厂的创办人，也是“参与式扶贫”政策的受益者。
2015年初，刘光绪从浙江务工归来后，自行申报扶贫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如今，他的工厂已初具规模，50多名工人正熟练地操作机器，有18人来自贫困家庭，月收入均在2500到5000元不等。
白色、紫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摆，近万亩马铃薯枝蔓刚盖过红色的地皮。从石门坎小镇出发，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行进十几公里，便是仰天窝马铃薯扩繁基地，也是“农户+合作社+公司”扶贫模式的试验点。
“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，贫困户还能得到实惠。”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，农户、合作社与公司按照7∶2∶1的比例分配。2016年，每种植一亩马铃薯可实现利润5500元，贫困户即可分得3850元。
一些扶贫模式、办法在实践中应运而生。当前，结队帮扶、产业扶持、教育培训、农村危房改造、扶贫生态移民、基础设施建设到村到户行动，以及“六个到村到户”的扶贫工作方法已在毕节全市推广实施多年；一看房，二看粮，三看劳动能力强不强，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，“四看法”也被作为扶贫成果评估的重要标准。
2014年5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了解毕节扶贫经验时，批示要求继续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。
2015年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指出：“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和有关方面积极助推国家重点发展战略，开展对毕节试验区以及其他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，形成了一批品牌项目。”
来自当地政府的统计，毕节试验区成立30年来，全市的贫困发生率已从65.1%下降到8.89%，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94万，这只是中国减贫的缩影。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快速发展正惠及亿万民众，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%，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。
“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，速度之快绝无仅有。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·克拉克评价，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
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28日《南方周末》 文/于冬